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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彼得·F.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1] 1969

 

大多数商业和管理类图书记述的是那些存在的事物。它们都从相近的角度,观察了一些相同的明星企业,他们很少能提出有关未来的有说服力的看法。实际上,未来是留给那些未来派学者大研究的——他们更像是科幻小说家,而不是严肃文学的作家,他们是古怪的、超凡脱俗的一群人。

预见未来的困难在于必须独辟蹊径。多数学者和咨询专家都安于成规。而彼得·F.德鲁克却是数十年来在这方面的遥遥领先者。他展望未来,许多预见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与任何一位硕果累累的人一样,他也曾做出过错误判断或改变过主意。

《不连续的时代》。是彼得·F.德鲁克对未来思考的巅峰之作。该书于1969年出版,他在书中有力地勾勒出那种以大批量、密集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没落和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但不可避免的是,该书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彼得·F.德鲁克思想的影响往往不能与其作品庞大的销量相匹配。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洋洋自得的企业界还没有对变革做好准备。

对于管理学向后现代管理的转变,管理学大师彼得·F.德鲁克就是最早察觉到这一时代大转折的管理学家之一。事实上,德鲁克早在1959年就提出了知识劳动、知识工作者、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等全新概念。[2]德鲁克(Drucker,1989)几年前进一步指出:“所有组织必须做好抛弃现在所做一切的准备。”必须通过(1)对所有活动的不断改进,(2)对成功事物的应用推广,(3)连续的组织革新等不断地进行学习,才能够在知识社会中生存发展下去。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只要我们的企业仍在21世纪里从事商业活动,就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必将走向灭亡。[3]

彼得·F.德鲁克(Drucker,1969)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非连续性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4]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彼得·F.德鲁克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这个词。在理论上,这是一种有着全新思想、聪慧的操作者。知识工人是受过高级培训、极具智慧的管理专家,他时刻认识到自己对公司独有的价值和贡献。德鲁克彻底摒弃了那种认为管理者只是一个监督者或只会纸上谈兵的论调。管理者被赋予新生,成为担负起责任的个人。“知识工人不是什么体力劳动者,当然也就不能算无产阶级了;但他也算不上剥削阶级,因为他还要听命于他人。他获得薪金,对此的回报是根据自己的学识,行使个人分析判断能力和承担领导的职责。” 彼得·F.德鲁克如是说。这段关于管理作用精髓的绝妙概括,直到30年后的今天才开始为人所接受。

彼得·F.德鲁克并不是突然意识到管理者的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关于知识工人的基本思想,在他的50年代出版巨著的《管理实践》中就有所描述,只有管理者的价值观、动机和期望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促成企业成功。彼得·F.德鲁克(Drucker,1954)认为,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相比具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即人力资源具有协作、整合、判断及想象的能力。[5]

如今,知识管理、智力资本和其他等等已成人企业最时兴的潮流。我们有关知识工人的现代观点是技术时代的产物。知识很容易等同于计算机处理能力和企业数据库规模。彼得·F.德鲁克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特征明显、更宽泛的观点。他将管理进化中知识工人的崛起看作是一条令人生畏的和有影响的原则(实际上,彼得·F.德鲁克毕生的努力就是培育社会中能够正确评价管理作用和影响的方法)

彼得·F.德鲁克(Drucker,1988)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新型组织的出现》一文中指出:“20年后的大企业,其组织类型更像是医院或者交响乐队,而非典型的制造企业。”德鲁克认为,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在生产和制造产品,但其组织形态和整个商业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革。企业组织将更倾向于采用专家型的结构,“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传统部门的职责将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负责标准维护、人员培训和工作分配,而不具体处理事务。”[6]

彼得·F.德鲁克(Drucker,1998)认为,未来组织的管理层只有目前管理层的一半。它们将是基于知识的,本质上是自我传导的。今天由职能部门完成的工作将由许多特别的“以任务为中心的团队”执行。这种组织形式将超越矩阵模式,因而需要更强的自律和责任感。[7]

彼得·F.德鲁克断言,下一个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工作者是劳动力的主要群体。这个新的知识经济将会非常依赖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作为追求自主性、个性化、多样化和创新精神的群体,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已经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激励与管理。[8]

彼得·F.德鲁克(Drucker,1988)指出,在知识员工为主的组织中,知识存在于基层,存在于知识员工的脑海里。这些知识员工在基层从事不同的工作,自主管理和自主决策,这意味着组织权力的分散化,必然要求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命令——控制型”组织结构转变为以知识员工为中心的扁平型的信息化组织结构。[9]

“知识工人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另外一类专业人才,与昔日的律师、教师、传教士、医生和政府官员没有什么两样。”彼得·F.德鲁克继续写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收入。或许还有更好的机遇。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须依靠组织去获得收入和赢得机会。如果企业不进行投资——或过度投资——他们都将会失去工作。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客观地说,企业也同样需要依靠他们。” 德鲁克(Drucker,1969)认为:“知识工作者既是知识社会中真正的资本家,又依赖于他的工作。知识工作者,连同当今社会受过教育的工薪中产阶级,他们通过退休基金、投资信托等拥有生产手段。知识就是力量,是划归名下的财产。”[10]彼得·F.德鲁克以寥寥几笔生动地发出了对昔日谦和顺从、服装考究、忠心耿耿的企业人的讣告。惟一问题是,这些企业人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20年的时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彼得·F.德鲁克指出,在孕育新的企业执行者的过程中会引发社会动荡。一旦知识、而非劳动人成为新的衡量经济社会的尺度,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造必会发生变化。“知识上人既是知本社会真正的资本家,又必须依附于某项工作。总体来说,知识工人——那些当今社会被雇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通过养老基金、投资信托和其他形式拥有生产权利收入。德鲁克认识到,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力量,也拥有所有权。”

德鲁克继续发展了他的关于知识作用的思想,特别是在他1992年出版的《管理未来》一书中写道:“从现在开始,知识将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这个世界将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是能源密集型,而是知识密集型。”[11]彼得·F.德鲁克(Drucker,1993)注意到了隐性知识的特征和重要性。他认为,隐性知识或默契知识,如某种技能是一种独特的知识,既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也无法用文字说明的,只能“做给你看”的知识。学习这种技能的惟一办法就是通过师傅带徒弟一样的过程积累经验、领悟和练习。[12]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知识再生产知识的观点来自于彼得·F.德鲁克。德鲁克(Drucker,1993)从人类运用知识的历史考察中得到了他的结论。德鲁克指出,知识被应用于工具导致了工业革命,知识被应用于劳动(works)产生了科学管理并引发了生产率革命。而后现代知识正在被应用于再生产知识,这一变化预示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正在到来。[13]

《不连续的时代》预测的精确度令人乍舌。该书的许多内容与现代商业书刊的描述完全吻合。从思想者的角度,德鲁克准确预测出了当今我们经常碰到的情况:“商人将不得不去学习创建和管理创新型组织。”

《不连续的时代》也以对商学院的批判而著称——这是他另一个长期研究的课题。他曾写道:“美国的商业学校,还没有百年历史,原本都是培训职员的。”有关商学院作用的争论仍将闹哄哄地继续下去。还有,德鲁克也向我们介绍了私有化概念——尽管以一贯追求精确的作风,他将其命名为恢复私营化。在20世纪80年代,该思想被许多政治家所采纳,尽管他们对于私有化的理解大大超出了当初德鲁克的考虑。他还讨论了精简政府一一这在当今已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政治问题。

在《不连续的时代》—书中,德鲁克揭示出当时其他人还没有注意到的基本发展趋势。该书提供了对商业世界的远见卓识.这大多已成为现实。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1990年著作的《边缘管理》(Managing on the Edge)一书中表示,他完全接受德鲁克的观点并评论:“彼得·F.德鲁克的《不连续的时代》描绘了我们生存所处的重商时代。”[14]彼得·F.德鲁克对时代趋势的洞察和预见已为历史所见证,并远远早于他所设想的时间。不连续的时代一一像石油危机的爆发——离我们其实很近。

 



[1]Peter F. Drucker.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69.

[2]Peter F. Drucker. Landmarks of Tomorrow: A Report on the New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9.

[3]Peter F. Drucke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s and Principle. London: Heinemann, 1989, Ch.2.

[4]Peter F. Drucker.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69.

[5]Peter F. Drucker.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Press, l954.

[6]Peter F. Drucker. “The Coming of New Organiz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8 (1/2): 45~55.

[7]Peter F. Drucker. “The New Paradigm in Management”. Forbes, October 5, 1998.

[8] Peter F. Drucker.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69.

[9]Peter F. Drucker. “The Coming of New Organiz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l988 (1/2): 45~55.

[10] Peter F. Drucker.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69.

[11]Peter F. Drucker.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The 1990s and Beyond. New York: Dutton, 1992.

[12]Peter F.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24.

[13]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14]Richard Pascale. Managing on the Edge. London: Viking,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