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香港高校的强悍出击，瓦解了中国近30年的高考路线图”；有人说：“内地优秀生源‘流失’香港高校，将北大清华‘扫’为二流”……无论是一流二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在内地考生或者家长心目中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神秘。10月19日，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资讯科技服务处处长梁光汉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的“信息中心” 《中国信息化》：对内地很多人来说，香港中文大学较为陌生，您能否介绍一下贵校？您所领导的资讯科技服务处职能如何？
梁光汉：目前，在香港8所大学中，只有2所是综合性大学，中文大学即为其中之一。中大成立之前，香港只有“香港大学”唯一的一所纯英文教学的贵族学府，迫切需要建立一所为普通港人提供兼授中文的高等学府，香港中文大学就此应运而生。 1963年10月17日，由三所私立文理书院新亚书院、崇基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而成。第四所成员书院逸夫书院，于1986年创立。
目前设有文学、工商管理学、工程学等8个学院。近千名教师中，有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如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 1996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理斯爵士、菲尔斯奖得主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植物学权威胡秀英教授、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及首位华人计算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教授等。
资讯科技服务处负责参与制定学校资讯科技与发展拨款政策、信息科技的管理、组织和领导、网上教学以及网络服务等等，下设数据通讯及网络组、系统及操作组、用户服务组等7个组，共有150人，相当于内地高校的信息中心、网络中心和计算机中心等机构的混合体。此外，大学设立资讯科技政策委员会，由一位副校长与多位教授、专家和高层管理人员组成，对大学整体资讯科技发展和方向出谋划策，我本人是委员之一。
除了校园网络外，中大资讯科技处还建立了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 HKIX，与香港其他大学共建了香港学术及研究网络HARNET，推动着香港资讯事业的迅猛发展。 世界在此联通的枢纽 《中国信息化》：当初贵校建立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简称HKIX)的背景是什么？发展前景如何？
梁光汉：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最早将互联网引进香港，当时，港人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互联网真正突破的是1994年，美国一所大学研发了万维网浏览器，有了这种浏览器，就给人们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工具。借助它，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一览天下，自然觉得奇妙之极。于是，大家对互联网趋之若骛。
互联网毕竟是美国人发明的，“大本营”自然在美国。1993年，香港出现了两家网络运营服务商ISP，分别设立了一条仅仅只有64Kbps的专线连接至美国。举例来说，如果有两个香港人，通过这两家不同的运营商传输信息，就必须要通过各自的海外线路绕道美国再接收传输。本来在香港本地传递信息，却要飞越太平洋去“绕上一个大弯”。因此，速度慢，费用高，也造成美国本土“信息公路”的拥堵。1995年初，相继有更多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相继成立，并各自设置至美国的专线。
尽管如此，但绕行美国的弊病日益显现，如何降低费用，提高速度？就需要建立一个本地的互联网交换中心。于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资讯科技服务处就开始着手成立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HKIX。
1995年4月，该中心正式成立。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纷纷联入中文大学，这样港人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再也不用远涉重洋，就在香港中大一连即通。不仅降低了国际线路上不必要的交通流量，而且降低服务商海外的连线成本，也降低了用户费用，提高了网络服务速度。
因为香港互联交换中心HKIX是香港首个也是主要的网络流量的重要交换点，港府对此极为重视。去年在香港召开WTO会议时，为了保证会议期间的网络传输安全，采取了一系列安全防范措施。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2004年，中文大学资讯科技服务处联合中信电讯1616公司成立了香港互联网二号交换中心即HKIX2。
这样在沙田及香港岛，分别有中文大学所设立的HKIX及HKIX2站点。这两个站点以两条10Gbps光纤线路互相连接，为互联网服务商提供了又一个选择，也为数据交换中心提供了服务。随着电讯市场开放，截至今年1月，连入 HKIX 服务商已达73 家，包括了全港主要的网络服务商。可见，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HKIX为香港资讯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保障个人隐私带来的“瓶颈”
《中国信息化》：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会遭遇资金、人才等瓶颈问题，请问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化建设中，有哪些瓶颈？
梁光汉：应该说，我们信息化起步较早，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当年，信息化工作被称为“电子化数据处理”(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顾名思义就是借助电脑来处理大量的数据，如学校招生、打印成绩单和薪酬发放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着眼点已从数据处理转移至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 比如，学校领导探访某重点中学时，每每需要列举在我校的同学、杰出的校友和教授当中，有哪些师生同时毕业于该所中学，以作鼓励；或许某位善长，希望就特定科研项目捐款，我们也得尽快邀请具有相关专业的教授一起商讨；又如我们需要计算个别课程的成本，适当地分摊政府资助部分和自负盈亏部分……
以上的工作，并不是以往为个别行政单位建立的独立数据处理系统能提供答案的，必须对教务、科研、财务、人事、校友等系统作适当的整合。我想这些整合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你说的“瓶颈”了。
整合每个行政单位的应用系统较为困难，从系统平台、数据标准、更新周期，乃至提取和更新权限都必须仔细研究，系统是重新再写？还是只筑桥衔接？要牵涉多少资源和时间等都得仔细斟酌。
近年香港的经济重拾动力，各行业对信息技术人才渴求，大学必须跟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竞争。我们跟内地的院校一样，同样需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这项条例保障特区市民的个人隐私，每个机构企业从个人采集任何数据前，必须清楚告诉当事人其目的和数据日后使用的范围，以保障这些人士的利益。为避免触犯条例，校内各行政单位在处理个人数据时，都会格外小心谨慎，这毕竟为整合工作带来了一些不便。 岁月流逝的变迁
《中国信息化》：自从香港高校参与内地全国统考招生以来，对内地名校造成很大的冲击，有人说香港高校将北大清华“扫”为二流，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人员，您同意这种看法吗？您能客观评价一下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内地和香港高校的差别何在？
梁光汉：事实上，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能因为中文大学在内地录取了若干名省级状元，就把北大、清华变为二流了。大学作为人才、知识的集合体，其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而积淀非一时一事所能颠覆的。
其实，不仅仅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斗换星移，今非昔比。如果说10年前，内地向香港学习，那么5年前，内地和香港就是相互学习；现在，内地能从香港学习的越来越少了。如果说香港有些什么优势的话，我个人认为鉴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化步伐可能要比内地高校迈得更快一点、更大一点吧。
近年来，我们和内地高校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交往甚密，我认为内地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有两大优势：首先，内地信息化建设起步较中文大学迟，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为IT行业迅猛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非常快，所以内地高校比我们还先进，或者说不比我们落后。其次，内地从事高校信息化的建设者们，也就是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大都是本校留校工作的，具备硕士、博士等高学历。对学校，他们怀有深厚的母校情结；对现代信息技术，也掌握得游刃有余。这样做起工作来，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和智慧。我想这是十分难得的财富。
至于说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对内地高校形成竞争态势，其实这是避免不了的。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内地高校也会到香港招生；国外高校到国内招生，国内高校也会到国外招生。作为高校，就必然面临市场所带来的竞争。国门打开前，是国内之间的竞争；国门打开后，就要面临国际的竞争。除了内强实力、外树形象外，似乎别无他法。现在的高校，逐渐告别那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地位，将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信息化建设作为提升高校竞争力重要手段，已经受到重视。当然，校际之间除了竞争外，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融合。香港高校和内地同样也存在融合，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内地香港的携手
《中国信息化》：刚才您讲到香港高校和内地的合作共赢，能否举例说明之？
梁光汉：2005年10月28日，对香港中文大学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在这一天，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技网CSTNET实现了1G高速互联，中国科普博览香港镜像也同时开通。
我们与CSTNET实现高速互连后，就成为连接两地最高速的科研网络。从此，中科院的百余科研院所与中文大学的教研人员，能打破以往的带宽限制，通过视频会议，进行学术研讨、即时技术示范与远程教学，并可传送大规模的实验数据，有效促进双方的科研交流。此外，中文大学的教研人员将能直接进入中国科学院在CSTNET上设置的科学数据库，分享中科院的丰富研究资源，例如关于动植物、环境、遥感卫星图像、能源、天文和海洋生态等数据。与此同时，香港其他大专院校亦可通过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HKIX)连线上网。今后，内地和香港的科研交流资料再也无须经由迂回费时的国际互联网传送，直接互联。HKIX也将能腾出更多网络空间给予公众，舒缓网络拥堵。
中国科普博览香港镜像的开通，意味着对香港居民敞开了科普博览的大门。中国科普博览必将惠及香港民众；同时，中文大学也会主动参与科普博览资源的建设，譬如当到访中大校园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著名科学家开设讲座时，借助网络，我们将向全国的青少年现场直播，将优质科学资源播及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