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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为案例分析:华为式创新实践与创新哲学

华为是一家创新型的企业吗?前不久,欧洲一家通信制造商的高管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这样讲道:过去20多年全球通信行业的最大事件是华为的意外崛起,华为以价格和技术的破坏性创新彻底颠覆了通信产业的传统格局,从而让世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能享受到低价优质的信息服务。

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创新”一词在华为的“管理词典”中却不多见,在任正非20多年来的上百次讲话、文章和华为的文件中,“创新”是被提到最少的。尤其在近两年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大行其道、风靡整个中国产业界的氛围下,任正非却在华为15万员工中大谈以乌龟精神追赶龙飞船,要求上上下下“拒绝机会主义”,沿着华为既定的道路,并且不被路旁的鲜花所干扰,坚定信心地朝前走……

 

那么,这一切背后到底反映着什么样的企业哲学观,以及在哲学观基础上的华为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创新故事?

 

 

一、关于创新:追随·连续·颠覆

 

追随型创新

 

就是模仿。中国大量互联网公司、科技企业的所谓创新,都应该属于追随型创新,包括华为的早中期,甚至在今天,很多产品都属于追随型创新。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的不同是,美国从孩子开始,就让他们展开大视野,培养他们领袖精神的成长。而中国重在培养孩子的循规蹈矩的工匠精神,工匠文化的背后是模仿型思维。

 

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方民族在模仿式创新方面非常有智慧——日本人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但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在另辟蹊径的创新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几年前有两位美国学者在一篇相对客观严谨、不带偏见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人的创新本质不在常规的突破层面上,而在于对现有突破的商业化运筹方面。

 

换而言之,美国人认为,创新应是一次大飞跃,而中国式创新是通过一连串的增量式步骤逐步完成的。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式的追随型创新,更多是建立在商业层面。第二,它是一种增量式的突破,而非爆炸式的突破。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建立连接——中国电信巨人的崛起”,文章对中国电信企业尤其是华为的创新实践是充分肯定的。

 

连续型创新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是由一个一个的鬼神构成的,耶稣、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柏拉图、华盛顿、卢梭,包括爱因斯坦等等,他们是神,当然也是鬼。有些人更多是鬼,有些人更多是神,但是历史记住了他们。他们从不同的领域,政治、学术、科技等领域,无不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带来了某些爆炸性的破坏,或者爆炸性的进步。从短镜头来看,历史充满了断裂,但是从长镜头看,一个一个的断裂,使得大事件都不过是文明一个一个的连接点,连续性才是文明的常态。也就是说,那些伟人们——伟大的政客、哲学家、科学家——他们在某一阶段的某一方面带来了爆炸式的创新,或者说颠覆,但是,一个技术、一种观念,最终要真正形成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的时候,需要很多准伟人,亚卓越的普通人——普通的政治家,普通的科学家,普通的商人们——把爆炸性的东西,进一步细化、进一步逻辑化。颠覆性创新在它出现的早期一般都是粗糙的,小众的,离市场化比较远的。当颠覆性创新期待达成对历史进步、对商业生态的巨大改变时,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对其进行来自不同方面的细化、逻辑化、商业化。

 

所以,科技进步的逻辑是什么呢?爆炸性发明与建立在填补空白基础上的完形化研究,以及不断扩大化的市场应用,这两者的互为补充和完善,才能构成对人类发展的广泛改变和深刻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颠覆性创新,但更常态的东西则是对颠覆性创新的应用化、市场化,包括进一步完善化。二者缺一不可。

 

客观地说,华为的20多年更多的是追随式创新加连续型创新。到2012年,华为累计获得授权的中国专利是2万1千多件,累计获得授权的外国专利是8千多件,2013年似乎更多了一点。但是在核心芯片、操作系统、核心元器件方面,华为还必须依赖于美国。

 

颠覆性创新

 

包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人们通过锻炼肌肉可以举起一架汽车,但总有极限,因为骨骼的支撑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超越路径,技术如此,商业模式也是如此。在过去30年,信息产业领域到底有哪些技术可以称作颠覆性技术呢?多数看法认为, Windows当之无愧,高通的CDMA、欧洲的GSM、Google的Android操作系统,苹果的操作系统都可归于此类,因为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业标准,确立了新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多少技术可以被称为颠覆性的呢?充满着争议。

 

什么样的创新在互联网时代才能被称作“能够广泛影响人类的生活”?大约更多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乔布斯去世之后,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当今时代谁最性感》。谁最性感呢?那些战略资源的整合者,而不是技术创新者。他们是狂野的理想主义者,关注并挑战潜在的市场。《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他们有想法,善于包装并完善他人的想法,善于利用并优化他人的发明,直到这些想法和发明,成为令人难以抗拒的新产品,从而改变整个商业模式和商业生态。他们是混音的艺术家,是指挥家,是战略家。“发明家曾经很酷。他们曾经是卓越而浪漫的人物。比如达·芬奇、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尼古拉·特斯拉那样的流氓天才”——美国人埃隆·马斯克的电动汽车起名叫特斯拉,就是用以纪念这位“流氓天才”——“引下闪电,偷走上帝的神圣之火。但现在一切都变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发明家为什么失掉了他们头上神圣的光环呢?科学发明何时不再性感……”,《时代周刊》指出,“我很不情愿地把责任归咎于刚刚离世的、伟大的史蒂夫·乔布斯身上。谁是发明第一台电子音乐的可怜混蛋,谁发明了平板电脑,谁发明了智能手机,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登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

 

100年前,可以被称作发明家的时代,但今天,是技术过剩和技术廉价的时代。大多数发明创造在互联网时代,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商业化产品、进入大众生活,甚至加速度完成从“钻石价格向萝卜白菜价格”的起跳与跌落。

 

所以,战略资源的整合,建立在商业模式基础上的创新,可以说是创新之根本。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互联网行业的新兴巨头,快速成为巨无霸,其实大多是靠资源的整合——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以及各种资源的快速而有效的商业整合,而不仅是靠某一项技术带来的颠覆。

 

二、华为的创新实践面面观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一:技术创新

 

华为到2012年年底拥有7万多人的研发队伍,占员工人数的48%,是全球各类组织中研发人数最多的公司;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少10%投入研发,什么事情都可以打折扣,但“研发的10%投不下去是要被砍头的”——这是华为主管研发的负责人说的。2013年华为研发投入12.8%,达到53亿美金,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00亿美金;华为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面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2012实验室,这可以说是华为的秘密武器。另外,数学在华为研发上有重大贡献。

 

10多年前,任正非就有明确认知:中国人擅长数理逻辑,数学思维能力很强,这跟中国人的哲学有关系,中国哲学是模糊哲学——儒、道基础上的模糊哲学。缺乏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太多辩证法。基于这一点,华为在材料学研究、物理领域尽量少地投入,但在数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

华为的俄罗斯研究所和法国研究所,主要从事数学研究。俄罗斯人的数学运算能力也是超强的,在华为的2G、3G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

 

华为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这一颠覆性产品的设计原理,是指在一个机柜内实现2G、3G、4G三种无线通信制式的融合功能,理论上可以为客户节约50%的建设成本,也很环保。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因为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背后有着复杂无比的数学运算,并非简单的积木拼装。

 

正是这样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产品,过去几年给华为带来了欧洲和全球市场的重大斩获。一位国企的董事长见任正非时说了一句话,“老任,你们靠低价战术怎么在全世界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任正非脱口而出,你错了,我们不是靠低价,是靠高价。在欧洲市场,价格最高的是爱立信,华为的产品平均价低于爱立信5%。但高于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5%-8%。

 

所以,2012-2013连续两年,当欧盟的贸易专员发起对华为的所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阿朗、诺西等,全部站出来为华为背书,说华为没有低价倾销。即使如此,为了获得在欧洲的商业生态平衡,华为最后还是做了妥协。任正非说,我要做投降派,要举白旗,我提升价格与爱立信一样,或略高一些。

 

什么叫投降派、举白旗呢?

 

华为要想在这个世界进一步做强,做大,就必须立足于建立平衡的商业生态,而不是把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当华为把其他竞争对手赶尽杀绝了,华为就是成吉思汗,就是希特勒,华为一定会灭亡,这是任正非的观点。

 

创新是广义的,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应该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二:“工者有其股”的制度创新

 

这应该是华为最大的颠覆性创新,是华为创造奇迹的根本所在,也是任正非对当代管理学研究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重大贡献——如何在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对知识劳动者进行管理,在过去百年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从常理上讲,任正非完全可以拥有华为的控股权,但创新一定是反常理的。在26年前,华为创立的第一天起,任正非就给知识劳动者的智慧——这些非货币、非实物的无形资产进行定价,让“知本家”作为核心资产成为华为的股东和大大小小的老板,到今天为止,华为有将近8万股东。最新的股权创新方案是,外籍员工也将大批量的成为公司股东,从而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工者有其股”,这无疑是人类有商业史以来未上市公司中员工持股人数最多的企业,也无疑是一种创举,既体现着创始领袖的奉献精神,也考验着管理者的把控能力:如何在如此分散的股权结构下,实现企业的长期使命和中长期战略,满足不同股东阶层、劳动者阶层、管理阶层的不同利益,从而达成多种不同诉求的内外部平衡,其实是极富挑战的——前无经验可循,后面的挑战依然很多。从这一意义上看,这种颠覆性创新具有独特的标本性质。